泰山研究，源头甚长。东汉时已有《泰山记》之作，汉至唐千年中，未见有泰山专著问世。北宋刘跂之《泰山秦篆谱》，金末学者刘祁之《泰山雅咏》,皆为较早之泰山专著。明嘉靖汪子卿之《泰山志》四卷,为现存最早的泰山方志。继武汪《志》而修者，为万历袁仓之《泰山蒐玉》四卷，查志隆之《岱史》，宋焘之《泰山纪事》；崇祯中萧协中之《泰山小史》，皆亦具重要价值,为明代泰山专著中较有特色之作。入清泰山著述益加繁盛，几五十种，且研究层次不断深入，学术水准明显示提高，除舆地志乘外，尚有金石、艺文、图录等多种作品，使泰山研究臻于全盛。清人著述中以《泰山道里记》、《泰山志》、《岱览》三书最负盛名。乾隆间聂鈫之《泰山道里记》用纪行体例，“以路为纲”，历述岱庙、岱阳、岱顶、岱阴、岱东、岱西诸山，及徂徕、灵岩等支脉，考证谨严，记述详实。又稍后唐仲冕之《岱览》，凡三十二卷，分为总览，皆列图绘，文中附以金石、艺文，叙次明晰，征录极博。嘉庆间金棨之《泰山志》二十卷，分为纪、图、志、记等目，编排体例，清晰明瞭。其它几部地志中，朱孝纯《泰山图志》、宋思仁《泰山述记》、孙星衍《泰山石刻记》、孔贞瑄《泰山纪胜》、林杭学《泰山辑瑞集》、马大相《灵岩志》，或记金石，或述名胜，或辑艺文，或志一寺，亦各擅胜场，均有可观。     一批泰安地方学者也以极大的热忱，投入泰岱文献史料的整理、校订、考释与研论，百卷《泰山丛书》（由王价藩、王亨豫父子积四十年之力而成）便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共和国建立后，学术界对泰山的研究逐渐展开。从上世纪70末至世纪结束，随着全国文化事业的复苏，泰山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，学术活动广泛开展，中老年学者在学术上日趋成熟，年轻一代崭露头角，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涌现，而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。举凡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美学、文物考古、宗教、民俗、旅游及自然科学诸领域，泰山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均被触及。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学术难关被一一攻克（其中人文研究中关于泰山封禅、宗教、石刻、文献的研讨），新方法、新史料迭见层出，泰山的学术影响明显扩大。新编《泰山志》、《泰山大全》等一些学术性、资料性宏篇巨制相继出版，集中展示了这一学术队伍的整体水平。     20世纪泰山研究的另一个特点，便是这一学术课题不复局于域内，而是愈来愈为域外学者所青目。当世纪之初，便有沙畹[法]、卫礼贤[德]、阿列克谢耶夫[俄]、桑原騭藏[日]等一干汉学家得此学术“预流”，对这一“东方之巔”的古老文明迭加考论，开启了海外泰山研究之风。由于这些汉学家多学贯东西，视野开阔，故其比勘泰山与东西文化之异同，皆能箴缕百家、冞入其阻。如沙畹所著《泰山：中国人之信仰》,以社会学的方法解读泰山文明，这一探索被视为“开创了一条研究上古宗教的新路”。日本的酒井忠夫、泽田瑞穗、宫川尚志诸氏也均为研岱大家, 泽田《中国の泰山》尤为日本泰山研究之代表作。